“汗衫大王”任士剛

　　任士剛于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出生于寧波市江北區(qū)慈城鎮(zhèn)下橫街（今民生路）任氏老屋。任氏作為慈城的名門望族，家產頗豐，在城內有泰豐木行、泰豐錢莊等產業(yè)，因此，幼年時期的任士剛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曾就讀于中城小學堂、效實中學，于1924年畢業(yè)于香港大學土木工程專業(yè)（獲碩士學位），由校方介紹到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任建筑部監(jiān)工。

　　開啟國貨織造業(yè)新天地的實業(yè)家
　　上世紀二十年代，全國反帝反封建熱潮正逐步高漲，“抵制日貨、倡用國貨”成為社會共識。當時，國內的很多產業(yè)都被洋貨擠占，比如針織品，由于技術、產品質量、款式等方面存在的差距，國貨與洋貨相比，缺乏競爭力。任士剛素來有“實業(yè)興國”之志，就職英商怡和洋行伊始，他就與羅慶藩、楊光啟、錢箕傳、梁悟庵等四位同學一起，出資近2萬兩銀子，組建了一家名叫“五和”的針織廠，廠址就在當時上海的愛文義路（今北京西路）永吉里，主要生產服飾花邊，有邊帶機3部，職工20余人。之所以取名“五和”，主要是創(chuàng)業(yè)的五人之中有三人為寧波同鄉(xiāng)，其中羅慶藩還是其效實同窗，于是，寄“五人同心創(chuàng)業(yè)、和氣生財”之意，取名“五和”。
　　1925年5月30日，上海發(fā)生了震驚中外的“五卅”慘案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,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眾開槍射擊,當場打死13人,傷數(shù)十人。親歷此事后，任士剛毅然辭去了英商怡和洋行的監(jiān)工之職，并于同年8月成立了“五和織造廠兩合公司”，全身心地投入國貨織造行業(yè)，在原先的基礎上，開始兼制汗衫門襟、帽帶和商標等產品。
　　1928年，任士剛招股規(guī)銀10萬兩，將五和織造廠改制為五和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，開始生產衛(wèi)生衫褲、汗衫背心，并正式向當時的國民政府商標主管部門呈請注冊了“鵝牌”商標。由于管理科學、技術先進，五和生產的“鵝牌”汗衫質量堪比洋貨，且價格要低廉很多，一推出市場，便打響了品牌，風靡全國。1931年，任士剛又主導五和對60/2支汗布進行縮堿處理，創(chuàng)制出了帶有麻布特征的新布料，以麻紗汗衫相稱。1932年，五和又改裝了手套機，用40支精梳紗織成坯布，制成的內衣富有彈性，保暖性好，稱之為棉毛衫。翌年又購進英國棉毛機，擴大生產。至此，五和的產品已覆蓋汗衫、絨貨、棉毛等多個鐘類，成為品種齊全、質量優(yōu)異的國貨名牌。德國禮和洋行還一度以換標的方式用“鵝牌”汗衫冒充進口商品，可見其質量在當時已趕上甚至超越洋貨。除國內市場外，五和產品還遠銷至香港、南洋一帶，首先打破了高檔汗衫市場長期被“舶來品”獨占的局面，由此印證了“上等汗衫國人盡可自制，嗣后如有需要，可不必再引仰舶來。”
　　深諳商標哲學的廣告藝術大師
　　任士剛除了是有名的實業(yè)家外，其對商標保護的注重和在商品廣告的策劃方面，也堪稱大師。這從以下幾件事中便可窺見一二。為保護商標不被仿冒，任士剛在注冊了“鵝牌”商標后，又分別注冊了有一只鵝、兩只鵝和五只鵝的商標，并先后注冊了“金鵝”、“銀鵝”等一系列與鵝有關的商標名稱，以及與“五和”廠名讀音相似的“五禾”、“五荷”、“五鵝”等商標，其對商標保護意識之強烈，在當時的中國商人中是不多見的。而之后，以任士剛為核心的五和公司所策劃的一系列精彩紛呈的廣告宣傳，也在國內開啟了不少先河。比如在上海，他們用當時較為少見的水門汀（水泥）在南京路和成都路口草坪的池塘內澆筑了五只天鵝，形態(tài)各異，栩栩如生，成為當時南京路上的一大景觀。又比如在紹興蘭亭，他們以王羲之書寫的“鵝池”名碑、墨華亭等景點為載體，在蘭亭懸掛了“蘭亭鵝池為東南第一勝景，鵝牌汗衫為東南第一佳品”等大型書法條幅，使各地來此的游客們在欣賞書法碑文的同時，還能看到“五和”長期認養(yǎng)的白鵝，由此打造出獨屬“鵝牌“的“活體”廣告。再比如在杭州西湖，他們別出心裁的制作并投入了大量的“白鵝”游船，用這種“流動”廣告加深游客們對“鵝牌”商標的印象。此外，任士剛還擅長平面廣告的策劃，經常在各地的報刊上采用與眾不同的宣傳手法，來擴大“鵝牌”的社會影響力。比如他們舉辦的畫謎征答廣告，要求讀者根據(jù)圖意作詩或短文，活動一推出，便收到了上千人的來稿，在評選出優(yōu)勝入圍作品的同時，他們還擇優(yōu)進行刊發(fā)，以此形成一環(huán)套一環(huán)、層層遞進的廣告效應，為不少后人所仿效。
　　不向惡勢力低頭的忠誠愛國者
　　二三十年代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不斷滲透，特別是在各口岸城市，包括日、英、德等多國均在這里設有工廠，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勞工大肆進行經濟侵略，中國工人的工作強度之大、報酬之低，另人咋舌。狡猾的日本紗廠主甚至還想出了儲蓄金的點子來進行壓榨，即扣存工人百分之五的工資儲蓄廠中，需至工作滿十年方始歸還，半途辭工者儲蓄金即被沒收。而就是在這樣的盤剝下，這些外國資本家們還妄圖榨盡每個工人的血汗，超強度勞作、限制人身自由、鞭打泄憤等都是司空見慣，這在夏衍的報告文學《包身工》里，我們就可以看得真切。那些愛國企業(yè)家們，一面頂住壓力，努力發(fā)展實業(yè)，力求爭得一席之地，一面明里暗里與外強抗衡，努力改善中國工人待遇。任士剛的工廠就是當時上海待遇比較好的工廠之一。1933年2月，任士剛與方液仙、蕢延芳等人投資十萬，聯(lián)合二百多家廠家，在上海南京東路大陸商場開設了中國國貨公司，并出任董事，與愛國企業(yè)家們一起，機敏的周旋于國民政府的無能與外商一次次的無理挑釁之中，為倡用國貨，發(fā)展民族工業(yè)竭盡全力。
　　1937年7月，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不久上海淪陷。任士剛于1932年“九一八”事件一周年時，曾在上海《申報》發(fā)表了《外感與外侮》一文。他在文中寫道“鵝牌衛(wèi)生衫可防止外感，吾人從人身的外感，便想到國家的外侮。國人應精誠團結，共御外侮”。日方抓住這句話，雇用并唆使日本浪人放火燒毀了五和針織廠主廠廠房，幸好當時已開設五和二廠才免予倒閉。在這樣的重壓之下，任士剛仍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，艱難維持公司業(yè)務，積勞成疾。1939年身患高血壓、心臟衰弱的任士剛半身偏癱。1945年，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任士剛又重燃希望，他身臥病榻，指揮五和重建廠房，但終因勞累過度，于1946年逝世于上海寓所。同年，任士剛魂歸故里，安葬于浙江寧波慈城北門大廟山麓。1958年，因慈城建造水庫，墳墓又遷葬于慈城黃夾岙公墓。
　　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，由于未能及時調整策略，五和針織廠連年虧損，最終陷入了困境。2004年年底，因不能到期償還債務，五和針織二廠成為上海最后一批計劃內破產企業(yè)，這也意味著，這家經歷了八十年的老企業(yè)永遠地退出了歷史舞臺。雖然，廠已倒閉，但任士剛一手打造的“鵝牌”汗衫卻成為一個時代的“印記”，為人們所津津樂道。作為其故里的后人，他的智慧、他的氣節(jié)也應為我們所記取和傳承。